论美国政党“合法反对”（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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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美国政党的“合法反对”

　 孙秋芬∗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合法反对原则现今已经成了 美国以及西方国家政治良性运作的一个基本机制。

　党争背后实际是利益的争夺， 然而从理想的层面上试图一劳永逸地根除党争、 消除私欲只是一个美好的奢望； 从现实的层面上强阻并消除党争亦是不可取的。

　建立一个没有矛盾、 没有党争的完美政府， 无疑是制度建构者们的理想追求。

　所以， 合法反对原则实际成了美国治国精英的无奈之举， 却歪打正着， 时至今日， 该原则业已成了撬动美国政治的一个隐形的杠杆，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政党 ； 合法反对； 竞争 一、 根除党争不可能 建立一个没有矛盾、没有党争的完美政府， 无疑是制度建构者们的理想追求。早在政党制度发轫之初， 第一代的美国政治家们就试图吞并、 吸收或消灭不同派别， 建立一个万众一心、 思想和谐的一元化社会。

　1796 年卸任总统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指出， “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

　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 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令人厌恶的罪行， 他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1]此后的继任者们， 一度对党争采取了“融合政策”：

　作为反联邦党人的门罗总统任命了大批联邦党人进入政府， 其结果是不但没有改变政治分裂的局面， 而且使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丧失殆尽； 及至昆西· 亚当斯也并没有从门罗的失败中得到教训， 在政治实践中， 他既不排斥政见不同的政府官员， 也不给支持其上台的集团以政治职位， 甚至宣称， “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清除旧的党派残余， 使全国民众的情感尽可能的统一起来”。

　遗憾的是， 在其任职四年的政府中，仅有 12 人的支持者， 从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的打击。

　究其根源， 党争的背

　 ∗ 孙秋芬（1987 年 10 月）

　， 女， 汉族， 江苏常州人，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专业硕士生，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后是利益之争， 自 利性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

　冲突的潜在根源或“党争的原因就这样植根于人性之中……”[2]

　根除人的自利性犹如奢望人变成天使， 那样不用繁杂的证明， 稍许常识便足以让人信服； 再加之， 社会可供分享、 利用的资源总是稀缺的， 应有尽有也是无法实现的梦想。

　由此看来， 祈求在人世间建立一个没有党争、 活生生却没有私欲的人间天堂注定将成为一个破碎的梦想。

　 二、 强阻党争不可取 西方文明是一种建立在个体与国家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文明， 从古希腊开始,与城邦民主制度密切相关的， 是整个社会形成的崇尚个体自立和追求个性自由的希腊民族精神。

　黑格尔指出， “个性原则构成了 希腊精神的基本性质， 各个人都保持他自 己的地位， 专注于个性的发展， 要表现他们自 己， 并且要在表现中找着快乐 。

　”[3]

　 此后虽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倡导人们禁绝尘世的各种诱惑与欲望， 自觉地把心皈依上帝， 服从神的道德诫命和道德要求。但随着英法政治革命的发生，功利主义开始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道德原则。

　以霍布斯、 曼德威尔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公然宣称人的本性是自私利己的， 我们只有在人的自私利己的本性中才能寻找到道德的起源和基础。

　总之， 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文明中， 既有对整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推崇， 更有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高扬。

　他们强调人是有理性、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 并从人性论出发， 要求个性解放。

　正如托马斯· 杰弗逊在《独立宣言》 中所言，“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 自由和追求幸福”， 这些都是不证自明的真理。[4]

　既然人人具有自主性， 每个人当然可以形成与他人不同的价值、 信念与行为模式。

　当这些人聚合在一起， 其所组成的社会必定呈现出多元冲突的局面。

　在麦迪逊看来， 消除党争的方法只有两种：

　一是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 一是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 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

　对于第一种纠正方法， 麦迪逊认为“它比这种弊病本身更坏”。

　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 使美国政治家们逐渐意识到， 消除党派斗争必然要限制不同利益的表达自由及不同派别的结社自由， 那种期望政治生活中没有争论的想法是愚蠢的， 因为自 由对于党争， 如同空气于火， 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

　如果因为自 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 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

　蠢。

　而第二种办法同样也是愚蠢的， 由于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 因而就有财产占有上的差异； 加之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因而有身 份、 地位、 价值观念的差异。这种多样性对于达到利益一致来说， 不亚于一种无法排除的障碍。

　因为保护这些个体差异， 是政府的首要目的。[5]因而， 因财产、 观念的不同而使社会划分成不同利益集团和党派是不可避免的， “政党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6]

　三、 现实的无奈之举， 直面党争的事实 在美国第一代政治精英执政期间 （华盛顿、 杰弗逊、 麦迪逊、 门罗四位总统），秉承着崇高的治国理想， 崇尚民主， 笃信宪治， 痛恨党争， 决意维护天下一统。独立战争中， 他们结成革命同志， 团结奋斗， 发誓要革掉欧洲腐败政治的命， 搞一套无党而治的先进宪法。

　这宪法的好处太多——比如它将罗马权力平衡观、 洛克的社会契约说、 英国大宪章、 两院制和乡 村辉格党反抗专制精神熔于一炉， 又塞进美国民主要素的村镇自治、 人民主权思想、 实际代表权主张、 三权鼎立互克措施， 还揉合了 杰弗逊平均主义、 田园理想与汉密尔顿的集中原则、 经济谋略，兼顾到大小各州、 贫富两极、 南北双轨、 内政外交的不同要求。

　然而其坚持不设计宪法与政党间的联动制约装置， 结果恰恰导致了“党内有派、 党外生党” 的局面。

　宪法唯大、 强求统一的主流思想被党派活动的顽石迎头撞击， 造成暗流险滩。老一辈革命家因竭力炮制宪法而江郎才尽， 没有也不愿承认党争不可消除这一铁一般的规律， 结果虽有可宝贵的宪法作立国之本， 却痛感民主制度朝不保夕， 内乱和危机像达摩克利斯宝剑那样悬在他们头顶。

　稍后的治国精英们（即小亚当斯， 杰克逊和范布伦总统的执政时代）， 饱读美国民主宪治思想， 又备受老辈政治家的提携教导， 熟知党争历史内情。

　与前辈们不同， 他们都不甚看重思想原则和远大理想， 而趋于务实和功利被迫承认接受了两党并存、 合法竞争的游戏规则。

　杰克逊总统时代(1828—1840) 是美国民主从理想转化成现实的重要发展、 巩固阶段。

　政治上， 这位“自然领袖” 痛恨特权，厌恶“书房杯酒定天下” 那一路绅士政客作派， 他反对以财产地位、 学识教养取仕， 另立一套“公职轮换” 的、 被人骂为“政党分赃” (即谁拥护老子上台， 就给谁官做) 的制度。

　实际上， 获胜政党论功行赏、 分派公职的做法， 比原有的元老会议内定人选要来得民主得多， 也更加的行之有效， 因而能得以代代沿袭； 后

　辅以文官考核， 竟成为当今美国的正统官僚制度。

　在经济上， 1832 年银行之战中使用了 总统否决权， 摧毁了 汉密尔顿亲手缔造并视为美国经济基石的国家银行， 并把集中一处的金融储备分到他喜欢的州银行去：

　此举导致了 华尔街民间银行中心的兴起。

　1833 年杰克逊连任后又强令南方各州接受于他们不利的关税法案， 激起蓄奴的南方政客一片骚动不满。

　副总统卡尔洪带头反对杰克逊， 在《南卡州立场与抗议》 中大叫主权在州、 联邦法无效(模仿当年杰弗逊对抗汉密尔顿之举， 铤而走险到漠视宪法的地步) 。

　论战中， 作为南方人的卡尔洪还指责政府强制推行南贫北富政策， 扬言“自由高于联邦” 、“宪法只是各州协议”， 大有要砸锅分家的架势。

　杰克逊一怒之下要国会授予他“总统用兵执法权”， 准备挥军进荆。

　经人调解， 卡尔洪被迫让步， 成了美国史上仅有的一个辞职副总统。

　杰克逊总统虽说所向披靡， 也结下众多对头。

　1834 年， 反对派三巨头(卡尔洪、 克莱和韦伯斯特) 正式结盟， 组成“辉格党”， 以英国乡 村反对党对抗王室的传统继承人自许， 任务是推翻 “行政官篡权” 的杰克逊皇帝。

　杰克逊也随即成立 “民主党”，以示代表人民的意志。

　两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 开创了 党代会竞争投票、 决出本党总统候选人的先例(发明权属辉格党) 。

　这是美国政党制度的又一进步。

　第一代美国政治家局限并沉醉于万众一心、 思想和谐的一元论理想主义之中， 因而他们在实践中便无法容忍纷争对立， 总要千方百计地吞并、 吸收或消灭不同派别。

　第二代政治家为现实斗争所迫， 逐步认识到党争不可避免， 政党虽有坏处却也有益处和实际功用； 与其不择手段地胡斗乱闹、 给野心家和谋私者造成危害民主的机会， 倒不如顺势引导党争、 使政党制度合法化， 并制定严格竞赛规则， 在新的两党对峙监督之下实现革命导师的民主理想。

　同时， 消除党派斗争必然要限制不同利益的表达自由及不同派别的结社自 由, 那种期望政治生活中没有争论的想法本来就是一厢情愿的奢望。“政党为人们在一个观点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里有秩序地、 和平地表达自 我创造了条件” 。[7]反对党的存在不仅是自由存在的标志, 而且是自 由持续存在的保证。

　政党的精神就在于它是当权者行为的时刻警惕的监督者。[8]因此， 对反对的普遍认同实则是对反对党认同的前提。这种“坏事变好事” 的创见正是范布伦提出的， 他的小册子完美地统一了杰弗逊的理想主义、 小亚当斯的外交眼光、 杰克逊直言不讳的“党性”、 卡尔洪的造反精神， 以及克林顿的全套权术(政党分赃、 政治庇护、 党内老板操纵) 。

　范布伦在

　总结他的政治经验和纽约州党派活动的先进方法基础上， 明确地阐述了 四项组织原则， 向全党和全国推广: 一、 政党应是战斗组织， 纪律严格、 赏罚分明； 二、党员须对组织忠诚， 前程交党安排， 为党牺性个人利益； 三、 不求吃掉和压垮对立党派， 而要与之互为依存， 以延续本党生命， 使竞争成为永久性的互利法则；四、 党的最高任务不是思想原则， 而是一切服从竞选， 利用所有冲突和机会获胜上台。[9] 至此， “合法反对原则” 和美国两党制的思想基础得以正式确立。

　合法反对原则的形成指示了西方政治思想将反对党派活动从非法、 半合法直到合法的历程， 是它 逐渐成熟和复杂精微的一种进步； 其次， 安全合法反对原则作为美国社会的安全阀门， 冲销了社会不满的压力， 成为了美国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 合法反对的原则及其限度 “合法反对原则” 作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产生于霍氏的《美国合法反对的起源(1780—1840) 》 (Richard Hofstadter: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书， 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 合法的反对； 合理的反对； 并且须是有效的反对。

　首先, “合法” 反对， 即反对必须“符合宪法的” (Constitutional) 规定，将宪政制度确定为不可逾越的界限， 无论是执政党抑或反对党都认同共同体层面上的国家， 危害国家利益为不可商榷的罪恶， 一国之内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是高度垄断的。

　在此界限内， 政府(执政党) 与反对党派都必须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 使政党的存在合法化， 并且制定严格的游戏规则， 在规则内政府允许反对党派在国会内外公开批评自己的政纲国策， 使其相互监督、 相互批评， 通过合乎规则的博弈来解决争端， 而不是诉诸暴力。

　其次, “合理” 反对， 即反对绝不是义气之争， 更不是胡打乱斗， 针对公共政策等提出的反对意见不仅要言之有据， 而且要有自己的建设性的替代模式， 并且此方案须更加合理更加可行。

　同时， 反对党派须得同执政党一样对国家社会长远利益“负责”， 因为成功的反对之后便是自己上台表演， 变成被反对的目标。双方批评的目的是为了 提供更佳的政策方法， 互相监督党争， 如此循环不已， 共同推动政党制度的发展。

　最后，“有效” 反对， 即是个体的力量有限， 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对， 因此必须建立各种组织。

　正如有学者所言， “没有组织的民主是无法想象的。

　对于任何一个阶级， 一旦当它在社会上公开提出某种明确的要求， 并渴望实现与本阶级经济地位相一致的一整套理想目 标， 它就需要建立组织。

　不论这种要求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 组织看来是形成集体意志的唯一途径。

　组织能够使其成员的付出最小化， 最节省精力， 它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10]因此， 反对党派不能只是一种教育和影响力量， 而应具有完备的政治机构功能， 即组织严密有力、 政纲切实可行、 人才储备齐全、 随时能应召组阁施政, 以便完成“有效” 反对。

　五、 小结 合法反对原则的确立实为美国第一、 第二代治国精英们在治国之路上历经坎坷、 呕心沥血、 经历无数次挫折后， 抛弃了 弃绝党争的浪漫设想， 逐步走向务实的无奈选择。

　出人意料的是， 此原则由于秉承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 坚决持守个人主义的立场， 从而捍卫了 个人的自由空间， 而且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的秩序和活力以及公众的权利， 实际上成了美国三权分立之后的又一重大原则， 使美国的治国机制更趋向于理性和成熟。

　在社会利益日益分化的背景下， 此原则的确立使得政党竞争可以通过合乎规则的博弈来解决争端， 有效的避免了 暴力， 整合和调整了社会的利益纷争， 因此， 它被有些学者称为撬动美国政治的杠杆。

　 参考文献：

　[1] 哈罗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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